胡適與我

公元 1891 年 12 月 17 日，胡適出生。他大概不會猜到 20 年後成為「新文化運動」、「白話文運動」的重要領袖之一，更猜想不到 100 多年後竟有學生撰寫著他。我認識胡適的契機有二：壹、約莫七年級，國文課正上本次段考最重要的一篇課文──母親的教誨，依稀記得那句「如果我學得了一絲一毫好脾氣，如果我學得了一點點待人接物的和氣，如果我能寬恕人，體諒人──我都得感謝我的慈母。」於我心中，可謂排比修辭的典範，富含強烈的節奏與情感，條理明確，之後的破折號承語意未盡的期待，便一偌大轉折，完美收結。貳、彼時歷史課正教到臺灣史之清帝國的篇章，猶記公元 1884 年清法戰爭後，臺灣建省，劉銘傳被任命為首任巡撫；而胡適的父親──胡傳（字鐵花）──於公元 1893 年代理臺東直隸州的知州，胡適便隨之前往臺東，然則因此時僅 2 歲，後續作品鮮有提及與臺灣的這段淵源。

G.E.M. 鄧紫棋的〈差不多姑娘〉是我第一次得知有篇〈差不多先生傳〉的直覺聯想，那聲情並茂的歌聲導致爾後閱讀它時和既定印象落差極大，又似多數人皆曾耳聞或看過，稍有震驚，我或許也就差不多吧！「你知道中國最有名的人是誰？……你一定見過他，一定聽過別人談起他……」差不多先生既出名，且平民，他常常說：「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明呢？」所以差不多先生是什麼法子的差不多？以下是些許描述：相貌屬大眾臉；有眼，但看不清；有耳，但聽不明；有鼻及嘴，但不講究氣味和口味；腦子不小，但記性不精、思想不縝。而生活中，更是差不多：白糖、紅糖不是差不多嗎？陝西同山西，不是差不多嗎？「千」比「十」只多一小撇，不是差不多嗎？今天去上海，明天去上海，也差不多；可火車公司未免太認真，8 點 30 分開，同 8 點 32 分開，不是差不多嗎？（可知差不多先生也會因其差不多而吃苦頭。）有一天，他得了急病，家人趕忙去叫東街的汪醫生，一時尋不著，便將西街醫牛的王大夫請來了，他心裡想道：「王大夫同汪大夫也差不多，試試也罷。」不經多久，差不多先生便與世長辭，差不多臨死時，斷斷續續說了句：「活人同死人也……差不多，凡事……差不多就好，何必……太認真呢？」差不多先生事情樣樣看得破，想得通；一生不肯認真，不肯算帳，不肯計較，真有德行。大家給他一個法號──圓通大師。無數人學習他的榜樣，人人成了一個差不多先生──然而，中國從此成為一個懶人國了。

由上述可推測，胡適擅長以舉例評判當時社會，那麼該怎麼讓中國不變成懶人國？又要如何回應差不多先生的舉動？從〈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最後幾句可略知一二：「高談主義，不研究問題的人，只是畏難求易，只是懶。」「『主義』的大危險，就是能使人心滿意足，自以為尋著包醫百病的『根本解決』，從此用不著費心力去研究這個那個具體問題的解決法了。」別告訴差不多先生兩分鐘之差的發車以形上學有何不同，直接實行試驗過發車時間制定的前因後果以及兩分鐘內能做什麼而有差別，擺在他面前更好，即胡適的實驗主義（實用主義）。

白話文運動是胡適自步入社會大眾的視線以來，始終倡議的理念。綜合〈報紙文字應該完全用白話文〉、〈白話文運動〉，可得知：胡適認為用文言作詩，這些古老的成語、死的文字不配用在 20 世紀；他認為不但是小說，戲曲都要用白話，一切文學乃至詩，都應該是白話。於是他當時提了個口號：「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原因是在〈文學改良芻議〉中，仔細研究中國文學史，發現可分為上下兩層。上層文學是古文的，下層文學是老百姓的；上層是無價值的、死的，下層是活的、有生命及力量。例如樂府，即老百姓唱的民歌，後來成為模範文學，甚至政府也不得不採用。故先以白話作文學，以後白話成為文學的國語，自然而然成為標準。（不過我與胡適就「國語」的定義較不相同，他似乎對於方言並非有多麼深的感情，更希望將官話當作國語，創作之文學亦是；方言的文學所具有之文化的潤飾，似乎被迫少了些底蘊。）而雖方塊字寫起來困難，但文法的簡單堪比世界第一；只要看一些標準作家的小說──《水滸傳》、《西遊記》──不必學文法，人人皆可無師自通，其乃白話文在短期內成功的理由之一。至於新聞記載，本是今天的事，應用今天的言語記載；記者談話則更該以白話記錄，才可傳神傳信。若能抓住事實的綱領或談話的重心，用白描的文字去描寫，能扼要而不繁瑣，然許多報章往往把活人的言行翻成死人的文字：「天寒」必用「朔望刺骨」，「住」必用「下榻」，「問」必用「詢」，「使」必用「俾」。今日要拯救這種陳腐拖沓的文字病，用乾淨的白話是最有效的解藥。

幾週前，偶然在 vocus（內容創作平臺）上看到討論偏義複詞的文章，其中「毋寧」喚醒我內心的知覺，以 Google 查詢並連接到維基文庫上的一篇文章，即胡適刊載於《自由中國》之〈「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內容旨在探討范仲淹爭取自由的名言，涵蓋〈靈烏賦〉、〈岳陽樓記〉，從最後幾段可知：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正是「憂於未形，恐於未熾」的展現；以政府的立場看，言論自由可鼓勵人民肯說正論危言，而非天天歌功頌德、鼓吹昇平的濫調；以范仲淹的角度，這是人民盡心為國家諸事的責任，因此「寧鳴而死，不默而生」便成大義凜然所必具有的認知，既要打破向來保守的傳統，更要諫諍的言論自由。雖此文是引起我了解胡適的動機，但深入「毋寧」倒成對我最大的誘因。「不自由，毋寧死！」出自於派翠克．亨利（Patrick Henry）演講的一句結語──「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意指自由遠比生命更可貴。照英文字面上的意義白話闡釋為：「給我自由，不然給我死！」而如何從「不然（否則）」至「毋寧」，這要問當初的譯者，只知「毋寧」是偏義複詞，非指「不寧願」，而是「寧願」。以我切真的感受，在此寧與不寧，皆無法使對自由的可望安寧，與其一輩子忍氣吞下那些不甘，無論死亡與否，罷了，我要的始終不曾改變──自由！